凌晨三点，室友的游戏嘶吼穿透耳塞。我缩在阳台角落，上海春夜的凉风灌进衣领，却吹不散胸腔里那团火——那种想砸碎什么，或者从六楼纵身一跃的冲动。
这不是小说开场，是我大二生活的日常切片。
如果你也在大学宿舍里经历过那种“被慢性凌迟”的感觉，或许能懂这种绝望：明明是最该绽放的年纪，却活成了一座孤岛。而疫情封校，让这座孤岛彻底变成了高压锅。
我们寝室四人，代号A、B、C、D吧。我是B。
A是那种典型的天之骄子模板。开学第一天就向全班广播：“我高中搞过数竞化竞，高数早自学完了。”他当学习委员，打电话跟朋友畅想保研，每次考试前都飘得像已经拿了满分。我随口说句“要考高数了”，他接：“哈哈哈你要完了，死两次！”英语考完我提了句审题失误，午睡翻身时听见他嗤笑：“B心态炸了呀。”那种精准的、带笑的嘲讽，像细针扎进皮肤里。
展开剩余80%C是前任班长，为班级做事，但也是宿舍噪音源。他打游戏开麦，笑声诡异尖利，像生锈的锯子拉过耳膜。我曾以为这是最糟的，直到D加入这场“交响乐”。
D，两百多斤的体重，起初我们关系不错。一起打牌，听他讲女朋友的事。但不知何时起，他被C同化了，甚至更甚。他打游戏时吼叫的台词永远循环：“但我是爹！”“你别叫！我是你爹！”你想理论，声音会被他更高的分贝淹没。那些“但这跟我是爹有什么关系”“who cares？我还是真爹”的宣言，在深夜一遍遍捶打我的神经。
后来，嘲讽升级了。A交了女友，和D形成联盟，对我进行“单身羞辱”。“是找不到吧？”“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？”他们打牌时耍赖，双标得理直气壮。而我曾在大一上学期，让D抄了我整整一学期的化学作业。
真正的崩坏，始于一次“禁言事件”。
D是寝室群主，热衷随意禁言我。我私信表达不满，他无视。马原课小组活动，我当组长，他偷拍我照片发进有女同学的群聊。我撤回，他连发七八张。我把他禁言了25天——本意只是开个玩笑，让他体会被禁言的感觉。他瞬间破防，退群再加，把群昵称改成“B之父”。
战争就此爆发。
他退群，在游戏里公放辱骂：“B是世界上最傻X的人！”封校带饭，故意只带三份。我们不再说话，空气里都是恨意。
直到某个夜晚，我从图书馆回来，他依然在嘶吼。我走到他身后，手机音量开到最大，贴在他耳边。他抢我手机，我们扭打在一起，是C拉开了我们。
但肉体冲突不是最折磨的。最折磨的是声音——那种持续的、尖锐的、无法屏蔽的噪音暴力。我试过逃离，去教室、图书馆、校园每个角落寻找安静。可疫情封掉了所有出口。现在，我坐在阳台上，关着门，戴着耳塞，依然能听见里面传来的、足以让人发疯的叫喊。
这一切，或许要从更早说起。
高中三年是我心理问题的开端。我患上严重的强迫症、抑郁症。最痛苦的是注意力固着——一点声响就能让我崩溃。余光强迫、耳虫（大脑不受控地循环播放歌曲）、心脏神经官能症……在英语阅读时，我一句话都看不进去，但必须逼自己看下去。每一天都是熬。没有朋友倾诉，所有痛苦都闷在心里。
高考时，我觉得能活着做完试卷已是奇迹。最后进了这所211，以为会是新生，没想到是更深的地狱。
大一我拼命逃离寝室，图书馆成了避难所。我专业第九，拿了三等奖学金。D也拿了三等，他嘲讽：“你要每天去图书馆，才能达到跟你爹一个水平！”而一直吹嘘的A，是寝室唯一没拿到奖学金的。后来女友和他分手，他炫耀的资本少了一样，但噪音污染添了新花样：打游戏大吼大叫，哼难听的歌，最近还开始弹吉他——就在我旁边弹，震得我身体发麻。他说：“我向一个女生保证了一定要学会吉他。”
你看，在这个空间里，连“努力”和“喜欢”都成了噪音的借口。
我曾联系辅导员换寝室，她很好，提供了选项。但我社恐，不敢敲门问陌生人：“我能加入你们吗？”我怕被拒绝，怕自己半夜上厕所打扰别人，怕从一个地狱跳进另一个未知的炼狱。
现在，寝室里唯一能说上话的只剩A，仅仅因为我们同专业，有课业交集。但这也是利益捆绑的假象。
写到这里，手指有点抖。不是愤怒，是那种积压太久、已经变成生理反应的疲惫。我理解那些社会新闻里，为什么有人会对室友举起刀——不是开脱，是那种“再没有出口就要爆炸”的窒息感，真的存在。
我羡慕那些“考研寝室”“保研寝室”，羡慕那种互相托举的关系。在我们这里，问一道题得到的回应是：“笑死，连这个都不会！不懂就别叫！”
毕业还有两年半。七百多天。
我经常想：大学到底该是什么样子？那些青春剧里的阳光、草坪、恋爱、友情，为什么到我这里就成了噪音、嘲讽、孤独和每日的生存战？
也许问题不全在宿舍。我的敏感、内向、心理问题，让我成了这个恶劣环境里最易受伤的猎物。但环境放大了一切。就像把一株 already fragile 的植物，丢进了盐碱地。
有朋友问起耳虫的应对——这是我少数能分享的“经验”。当大脑自动循环歌曲干扰阅读时，我试着一边看文章一边默念，甚至微动嘴唇。这能抢回一部分注意力。慢慢地，练习“无视”：你放你的歌，我做我的事。越对抗，它越猖狂。顺其自然，反而能夺回控制权。
这像极了我和宿舍的关系。我越反抗，越痛苦。也许真正的出口不是改变他们，而是在这片噪音废墟里，找到让自己不崩塌的方法。
阳台外的天快亮了。里面的叫喊声渐歇，变成鼾声。我摘掉耳塞，耳朵又痒又痛。但至少，此刻是安静的。
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。但我知道，很多人在类似的困境里。如果你也在经历这些，我想说：你看，有人和你一样，在凌晨的阳台写下这些字。我们可能暂时找不到答案，但至少，我们识别出了问题。
这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。但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改变或许已经悄悄开始了——哪怕只是像现在这样，在一片废墟中，先承认：我疼，我不该这么疼。
而承认，有时就是抵抗的第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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